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有两处地方写到同治皇帝载淳读书，可谓趣味满满。

　　第一处，赵烈文记于同治三年(1864)五月十六日：“录庭芝语：今上初即位，从热河还京。弘德殿师傅李鸿藻扈从。庭芝曾于其时晤之，仰问圣性如何。李讷讷良久，乃言姿性平常，亦不乐攻苦。为皇子时，以李责课严，欲乞假入内，李不可，怒掷书于地，李强使俯拾，久乃勉取书起。今既登极，臣主之分严，规范稍难矣。”

　　吕耀斗字庭芝，是赵烈文的常州大老乡，做过翰林，所以能接触到翰林侍讲学士李鸿藻。据吕耀斗追忆：同治元年(1862)，载淳刚即位不久，从热河回京。吕耀斗一时好奇，向李鸿藻探问这位小皇帝的天资品性怎样。李鸿藻迟疑少顷后，还是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小皇帝的天资品性很平常，无过人之处，读书也不爱下苦工夫。载淳做皇子时，小小年纪，李鸿藻就教他诵读经书，管教甚严，弟子受不了，想请假回宫，师傅不肯通融，弟子怄气，直接把课本掼到地上。师傅可不是吃素的，迫令弟子弯腰捡起课本，僵持了好一阵，弟子才勉强放低身段，把课本拾起来。眼下，皇子成了皇帝，君尊臣卑，李鸿藻再想规范载淳的行为就难上加难了。

　　咸丰末年，载淳满打满算也就五岁，这么小的孩子喜欢玩耍，不爱捧读那些劳什子的圣贤书，是可以理解的，师傅不准他逃课，他生气扔书，也很正常。李鸿藻一味用规矩去约束这位身份特殊的弟子，难免会引起他的反感。载淳成人之后，恭亲王奕訢的长子载澂引诱他微服出宫，去秦楼楚馆作狭邪游，沾染了梅毒。说白了，这位年轻的君主渴望呼吸新鲜空气，一旦觅得机缘，就罔顾一切，恣情纵欲。同治皇帝驾崩时才二十岁，实则从出生的那天开始，与其说他生活在紫禁城中，倒不如说他生活在一座掩埋活人的墓庐里，贵为泱泱大国的皇帝，却只能坐井观天，徒唤奈何。

　　第二处，赵烈文记于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观此则圣禀过人，而有雄杰之气可知。天祚国家，使益出于正，吾民其有豸乎?”

　　吴坤修字竹庄，是湘军文员出身，同治年间做过安徽布政使，赵烈文日记中的这段文字即是转述吴坤修的趣谈。载淳十一岁时，已坐了六年金銮殿，学业上还得继续用功。昔日，他做皇子时，耍性子掷书，师傅李鸿藻可以板着脸孔责令他把课本捡起来，现在载淳掌握皇权，客大欺店，师傅们侍候这位弟子，难度可就大多了。他不听课，不服管教，师傅也就只能跪在地上规劝，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情景与“师道尊严”不沾边，在任何私塾中都见不到。但儿童毕竟是儿童，载淳也觉得让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跪倒在面前哭丧着脸怪别扭的，于是他急中生智，用手将《论语》中那句“君子不器”的“器”字遮掉下面两个“口”字，变成“君子不哭”，立刻就产生了幽默效果，自己上得了台面，师傅也下得了台阶，此举确实非常机敏。载淳读《尚书·尧典》中的“曰若稽古帝尧”和《尚书·舜典》中的“曰若稽古帝舜”，都故意把“帝”字读成“屁”字，既显露出小孩子顽皮的天性，也表现出小皇帝目空今古的胆色，因此赵烈文夸赞载淳“圣禀过人”，“有雄杰之气”，甚至认为只要小皇帝日后多走点正道，国家就有福了，生民就有望了。

　　从赵烈文这两段日记文字来看，同治皇帝载淳成为一代雄主，原本可期。由五岁时的“姿性平常”到十一岁时的“聪慧”“圣禀过人”“有雄杰之气”，进步不是一点点大。他还有十足的幽默感，能让师傅破涕为笑。然而载淳的命运令人唏嘘，他喜欢的皇后阿鲁特氏是状元崇绮的女儿，才貌双全，性情高傲，不肯屈服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婆媳关系形同水火。青年人生活在一大团精神阴影之中，必定倍感苦闷。于是他决定去拥抱恶之花，释放自己的力比多，明知秦楼楚馆脏病猖獗，天王老子都惹不起，仍然斗胆去寻求冒险的乐趣。谁说“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同治皇帝载淳就因为出宫解闷断送了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