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从商业出版的视角探讨通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不仅可以揭示晚明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晚明社会转型问题的认识。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其中坊刻是书坊主自行投资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出版活动。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就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生产完全靠抄写，在这种情况下，图书根本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一般只有官府以及士大夫阶层才能消费得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使是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在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商业出版开始兴起，书坊刊刻了很多通俗读物，但这一时期，官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书坊刻书，也仍然是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在整个图书市场中，通俗读物的比重还非常低。

　　晚明时期，尤其是隆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俗文化的兴起和广泛传播。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从出版的主体看，在整个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其中仅南京一地就有150余家书坊;三是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出现了三色、四色甚至是五色套印技术)、饾版和拱花技术发明出来并被推广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宋体字开始成为主要的印刷字体;四是出书品种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五是作者和编辑队伍发生了变化，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职业或半职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开始形成;六是大部分书坊都有着很强的市场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于选题、组稿、编校及印制、广告和促销等整个出版流程。

　　商业出版与通俗文化之关系

　　商业出版的繁荣特别是图书产品结构的变化，既得益于城镇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市民阶层这一新兴受众群体的增长。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原来主要依靠说书人传播的白话小说，向来被归于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但在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白话小说开始成为市民阶层争相阅读的作品，甚至摆上了士大夫的床前案头。

　　虽然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就已开始兴起，但当时主要是作为说书人的底本而存在，主要依靠说唱进行传播，很少刊刻，即使偶有刊刻，也大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这类白话小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这一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是各大书坊争相刊刻的对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三国演义》有28种刻本，《水浒传》有14种刻本，《西游记》有9种刻本。余象斗双峰堂万历二十年刊刻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三国辨》指出：“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

　　《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商业出版的巨大成功，刺激了同类小说的创作。《三国演义》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从史前时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一直到明朝，每个朝代都有对应的历史演义小说出版，而且有的还有好几种版本。《西游记》畅销后，神魔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也兴起了一个高潮，根据现存的明版神魔小说和各种书目文献看，明后期创作和刊刻的神魔小说至少有20余部。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

　　除了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外，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金瓶梅》开始是以抄本在部分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后因书坊的刊刻而广为传播;“三言”“二拍”则分别是冯梦龙、凌濛初应书坊主的约请而编纂。此后，崇祯年间拟话本小说的编纂和刊刻达到高潮，仅流传到现在的就达二十余种。

　　晚明时期，白话小说也受到一批士大夫的喜爱，胡应麟就曾说道：“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很多知名文人还积极投身小说的编纂和点评工作中，尤以李贽、陈继儒为代表。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参与使白话小说这类新的文学体裁逐渐被社会接受，也使白话小说成为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体裁。

　　除了白话小说之外，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也是晚明通俗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类书，就是指博采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以便于查询和检索的一种工具书，它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而日用类书则是指为大众的日常生活和交际提供指南和参考的工具书。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繁荣，日用类书的编纂和刊刻蔚然成风，出版的日用类书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娱乐性。如晚明绝大多数的日用类书中都有“风月门”“笑谈门”“酒令门”“戏术门”“棋谱门”“琴学门”等，且这类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不仅如此，为了以最直观最简洁的方式将其所刻类书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实用性展示给受众，很多书坊主在书名上大做文章，“万用正宗”“万宝全书”“万象全编”“万事不求人”“四民便用”“万民便览”“翰墨大全”等字眼都是日用类书经常采用的书名。一些书坊主还通过扉页的题识或序言来强调内容的全面性和实用性。

　　晚明通俗文化兴起的意义

　　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通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阅读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市民阶层由此成为图书的受众。为了便于粗识文字的普通市民阶层阅读，晚明书坊刊刻的通俗作品和日用类书不仅注重语言通俗性，而且大部分图书都配有很多的注释和注音。如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中，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对“饮酒至酣”，编者做了注释：“半醉也。”再如万历年间建阳明德堂刻的《详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无辜不究”，编者对“辜”作了注音：“辜音孤。”此类注音注释显然旨在为粗识文字的读者最大限度地扫除阅读障碍。再如日用类书《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牍双鱼》中，很多部分注释的内容要比正文多，稍微有一点难度的词语或句子都要加注释。晚明时期的通俗读物在叙述手法上也比较考虑市民阶层的接受特点，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就经常大量采用歌诀的形式来传播日用知识，如余象斗刊刻的《三台万用正宗》卷四“人纪门”关于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常识就基本上采用七言歌诀连缀而成。

　　综上可见，商业出版是晚明通俗文化繁盛的重要驱动力，这无论是在传播史还是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凭借商业出版，通俗文化开始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而一定程度赋予了商业出版大众传播属性。通俗文化的兴起也是晚明思想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意味着文学走向大众，开始关注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这也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张献忠，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CZS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