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郑若玲

　　《孟子·离娄章句下》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意指圣贤无论在位或不在位，其流风余韵经过五代以后都会断绝。孟子此言虽立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却同样适用于一千年后出现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入仕考试制度，创立于隋、废止于清，存在长达1300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习俗乃至军事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制度还远播海外，韩国、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曾模仿中国实行过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科举还经由来华西方人士推介到法、英、德、美等国，这些欧美国家借鉴了科举制度公平竞争之精髓，建立了各自的文官制度。

　　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考试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选拔富有才学的公务员，考生通过了不同层级的考试，可分别获得生员、举人、进士等不同层级的功名，宋代以后，获得举人功名即可直接与官。得益于科举制度的长期实行，我国帝制时期鲜有其它一些文明社会中存在的绵延数百年乃至数十代的世家贵族现象，在等级森严的帝制中国，科举促成了合理的社会流动。由于朝廷选拔文官的标准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不论阀阅，唯才是举，世家大族若无功名继世，“君子之泽”甚至无法延续五代，往往“三代而斩”、迅速衰败，所谓“世家无百年之运”是也。

　　从“人对人”到“人对文”：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兴衰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早在西周时期便采取了“乡举里选”的办法，为国家甄拔可用之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笔试的国家，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下诏，令地方长官“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令应举者“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此次书面考试采用笔试形式，采用的题型是策问题，答案称为“对策”。这种皇帝提出策问、举子对策回答，然后评定等第的书面考试方式，一直被沿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考试形式。汉代的取士制度——察举制自此建立。由于察举制中“举主”所起作用极大，饱受人情困扰，察举制发展到后来逐渐为世家贵胄所把持，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虚假境况。

　　曹魏初期，又创设了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对辖区内人士加以品评，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以此作为官员进退升降的依据。同样，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九品中正制也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状态。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本质上都是一种“人对人”的推荐制度，容易陷入人情困扰与制度腐败的泥潭。

　　公元605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科举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与前代实行“人对人”的荐选制度所不同的是，科举本质上是一种“人对文”的考选制度，考官面对的既非考生本人，亦非考生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是经由糊名和誊录后等严密的考试程序后不带一丝考生痕迹的冰冷的考卷。而且，科举实行“怀牒自进”的自由报考，将仕进的大门向所有身家清白的举子敞开。

　　由于隋朝国祚短促，科举在唐代才得以走上正轨。唐代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制科是为“待非常之才”而设，由皇帝临时下诏选拔各种专门人才，具有不确定性。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发展到后来，以进士科地位最重，竞争也最激烈，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整个社会也渐渐形成“唯进士是贵”的风气，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说的就是这种风气。唐代新科进士往往尚未入仕，声名已经骤然鹊起，成为社交活动的新贵与宠儿。

　　宋代统治者意识到科举制度对稳固皇权具有巨大的政治功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建立殿试制度，确立糊名法、创立誊录法等，将考试制度严密化，使科举“唯才是举”的公平性有了制度保障，欧阳修曾盛誉科举“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将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确立了八股文这一考试文体。此后科举除少数方面有变动外，基本上是五百多年一贯制。

　　科举演进到清代，历经千年的改革与完善，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但另一方面，积千年之弊的科举，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考试内容方面，由于国门洞开，原来的考试内容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岌岌可危的政权，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不得不对科举考试进行革新与变通，无奈已是江河日下、为时已晚。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会奏《请废科举折》，奏折上疏当日即被准奏。延续了1300年的“国家抡才大典”，就这样在帝制王朝行将崩溃时被匆匆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