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千年以上的发展史。

　　书院制度之所以萌芽、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唐、宋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教育史的角度看，如果说，从唐代末期到五代时期，由社会动荡而引起的官学的衰微乃至废弃殆尽，以及宋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无暇顾及官学教育，均使士子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是促使书院产生并一度兴起的主要历史机缘的话，那么，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士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2)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宋朝时，中国传统的儒学在以自身为主并吸取佛学与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理学的阶段。但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

　　(3)历史事实表明，具有独特教育制度的书院，是从唐代私人读书治学或讲学、授徒的书院发展而来，后来建立的著名书院一般又以藏书为主要功能之一。这显然意味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以书籍的大量流通作为前提条件，而雕版印刷术在唐代的产生，无疑正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由以上所述来看，书院制度只能是中华文明史发展到唐、宋时期的产物。不过，这还只是书院与中华文明史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一，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具体表现：一是宋、元、明、清时，学术思潮的演变是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没有书院的发展，无论是宋代理学的大盛还是明代心学与清代汉学的大盛，都是不可思议的;二是在上述朝代中有不少重要的学术思想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学派、湖湘学派、金华学派、象山学派，明代的甘泉学派、阳明学派、东林学派，清代的乾嘉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主要基地而形成或发展起来的。

　　其二，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宋、元、明、清时，除了有不少著名思想家与学者曾在书院充任主持人或从事讲学活动以外，还有一些著名文学家活跃于书院的讲坛。书院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清代号称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书院讲学长达数十年，其弟子方东树、姚椿、姚莹、梅曾亮，再传弟子吕璜、方宗诚等，也曾在书院讲学。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清代一个最大的文学流派，应当说，姚鼐等人在书院所从事的讲学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三，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历代著名书院一般都有藏书，这就使一大批典籍通过书院得以保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愈来愈严密的图书收藏与维护等方面的制度，从而丰富了我国的图书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宋代以后，书院还具有了刻书的功能，而书院刻书也为繁荣我国的图书事业做出了贡献。

　　其四，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方面，毛泽东早在1921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曾提出过“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的著名主张，这为我们正确借鉴书院的宝贵经验，指出了方向。

　　其五，还应提到三点：一是书院在促进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以及近代的社会演化等方面，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二是书院曾培育出大批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与近现代历史上分别在各个领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这尤其能体现出书院对促进中华文明史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三是中国的书院文化还曾传播到国外，对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书院与中华文明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