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东南书院学生的名字在《申报》大量涌现。这种现象并非因书院学生广泛参与社会论争而起，而是因为他们在书院课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登上“光荣榜”。据学者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光绪二十三年，章太炎至少参与宁波辨志文会、上海求志书院及格致书院考课15次，在经学、史学和舆地等门类课考中成绩卓著，取得经学超等8次、史学超等3次、舆地超等2次的佳绩。然而，晚年的章太炎在述学时，很少道及早年的书院课艺经历，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他曾是东南书院考试中战绩骄人且十分活跃的“学霸”。

　　章太炎的书院课考事迹，在晚清读书人中并非特异。根据《〈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记载，从1876年到1908年，就有约5000个读书人登上《申报》。这些名列求志书院、格致书院等东南书院课案的读书人，以及他们所参加考试的题目，与晚清的政治、社会、学术和思想究竟有何等关联?

　　昭示地域学术变迁征候

　　书院一般定期举行课考，课题公布之后限期缴卷，形成规律性的课考活动。这种课考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考生、命题者、书院乃至整个士林都随之运动。随着“西风”的吹入，格致等书院有意识地增添西学题目，其中不少题目出自洋务大臣之手。与此同时，关税、朝鲜问题、甲午战争等时事也被纳入书院考课，士子们不得不做相应调整。因书院课考活动，晚清士林出现了有章可循的规律性活动，这种现象对研究晚清思想和学术的风向不无帮助。

　　一些近代名人在书院课案中的身影，有助于解释晚清士林因书院课考而随之“律动”的现象。章太炎、胡玉缙、陈汉章、唐文治、曹元弼等人多次在书院课案中表现优越。这些来自浙江和江苏的学者纷纷参与上海书院课考，初步昭示地域学术变迁的征候。参加书院课考，更为显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得到丰厚的奖励。以格致书院为例，1895年春季课案，总共取超等8名、特等24名、一等108名。超等者头名奖励十两银子外加十元，超等第二名是七两外加七元，一等中的第二名至第五名也能获得一元奖励。仰赖书院为生的海宁人许克勤，仅靠三所书院的课考奖励，在1893年一年收获36两银子外加62元。许克勤常年获得书院奖励，以至于《海宁州志稿》称他“膏奖岁入千金”。与此同时，这些活跃于东南书院的年轻人可能很早就建立较为固定的交游圈。来自浙江的章太炎、陈汉章、王廷鼎等人经常联袂拔得头筹，他们都来自于杭州诂经精舍，出自俞樾门下。而那些不相识的人，很可能通过课案早早听闻对方大名。

　　观照西学的时代影响

　　不仅考生随课题变化而聚集、变动，课题本身也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譬如，晚清汉学与宋学势力的消长在书院试题中就留有痕迹。宁波辨志书院的经学课题，多数时间汉、宋并举，1898年以后，则专考宋学。上海求志书院长期考汉学，1902年后增添“性理”一门。这种现象似乎因应清末汉、宋调和的学术潮流。由书院课题与课案不仅可以管窥时代学术风气，也有助于剖析个体学术旨趣。教育家唐文治曾在无锡南菁书院就读，其1885年三月初六日记云：“文治天资既钝之极，于经学尤生望洋之叹，然窃愿于训诂义理二者，皆稍稍涉其流，俾言训诂者不至斥义理为空疏，言义理者不至斥训诂为泛骛，而顿悟之学，尤思辨其似是之非，至于其他，非所敢志。”显示调和汉、宋的通达之见。唐文治的见解直接承自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清史稿》称“(黄)以周笃守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论孔、孟?”唐文治参加1884年宁波辨志文会七月课考，“汉学”列超等第六，“宋学”列超等第一。由此推断，唐文治的确在学习上践行“汉宋兼采”的学问旨趣。

　　分析书院课题门类，有助于观测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如格致书院早期课题多类似策论，后期则分策论与算学。而求志书院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辞章等门类。宁波辨志文会则分汉学、宋学、史学、算学、舆地、辞章等。1902年“壬寅学制”颁行后，辞章一科就在书院考课中消失。凡此皆表明，在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书院课考门类在清末逐步趋同，显露出现代学科体制逐步成形的特点。

　　通过考课，既可管窥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的变化，也能观照西学的时代影响。这方面，格致书院的课题表现最为明显。其1886年春季课题中明白道出命题的旨趣：“意欲令中国人士讲求富强之学，而由格致为基，以博通乎西学也。”这年夏天的题目则是“中国创设海军议”。题目的变化受学习西方的历史趋势影响，也与格致书院的教学内容有关。1886年春，格致书院肄业22名学生，且教学内容也增添了化学、电学等门类。

　　“联考”模式受制于命题者的思想倾向

　　书院考课题目的变化与社会思潮有关，更直接受制于命题者的思想倾向。“中国创设海军议”的命题者是宁绍台道宪薛福成，而该期课案超等第一名则是投身洋务运动的吴昌绶。格致书院紧跟时代风气，邀请洋务运动大佬命题，如1889年春季课题由龚照瑗出，题目为：“泰西格致之学，与中国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此后盛宣怀、李鸿章、曾国荃等均加入出题者之列，题目涵盖南北边防、铁路、通商、外交人才等方面。彼时清朝面临的重要问题书院课题均有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苏松太道宪刘康侯所出甲午年秋季课题共5道，分别为：“圣母万寿颂”“目下防务宜如何布置尽善策”“拟曹子建求自试表”“赵苞弃母破贼论”“紧备水军直捣东瀛议”。此时，甲午战争已经结束，《马关条约》刚签订。5道考题中前面3道题把慈禧六十大寿、国防问题、读书人无路请缨报国等内容勾连在一起，对甲午前后清朝内政问题不无讥讽;后两道题一则谈东汉辽西太守赵苞为国弃母事，一则梦想训练水师直捣东瀛，更鲜明地将讥刺矛头指向慈禧。刘康侯是湘军集团重要学者刘蓉之子，曾随姐夫曾纪泽出使海外，也曾主持江南机器制造局事宜。由其命题来看，甲午期间他也当是“清流”中一员。

　　借助《申报》这一重要的现代媒介，上海及周边地区书院将考课范围大大扩展。首先，通过在《申报》的展示，书院影响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城，而获得更多读书人的关注。其次，考课题目被公布在《申报》上，凡接触这份报纸的人都可以传抄试题，为便于远近考生都能缴卷，时间一般都宽限到一两个月之后，这就使苏州、杭州、无锡等地考生有充分时间参加考试。最终，通过《申报》登载的课案，不同地区读书人得以认识优秀的考生，为日后的交流奠定基础。不同地区的课题、读书人和书院被同等地刊登在《申报》这一平面媒体上，这种前所未有的课考形式，可初步视作东南地区的“考试联盟”。东南书院的这种“联考”模式，对晚清这一地区的学术风气和士人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考试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内容。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书院的课考，都在传统社会读书人一生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价值至今或仍被低估。以上材料为我们初步揭示清代书院与学术、思想及时事的紧密关系。倘若今后研究者将晚清乃至整个清代的课题课案梳理而出，则清代学者社会及教育变迁势必呈现更精彩和复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