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纵使南迁艰辛，他们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这部影片，勾起诸多观众的理想主义情怀，片中最激荡人心的，当属与西南联大有关的故事。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在那之前，联大师生们经历了两次南迁的长征，第一次是从北京到长沙，第二次是从长沙到昆明。联大成立于残酷的战争中，冯友兰将师生南迁的艰辛旅程类比为历史上的“衣冠南渡”。成为传奇的不是苦难本身，回顾联大师生当年留下的点滴文字，他们是用学术的信念和对自由的渴望，让自己免于被苦难吞没。学术之光穿越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

　　闻一多先生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　《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　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　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　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吴大猷《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时人将李政道和我的相遇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这信是1931年我初到美国密歇根大学遇见过的梁大鹏兄写的。他介绍来见我的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由于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往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可不知梁怎么知道我在昆明，于是介绍李来见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的办法，而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承认和认可。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的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妻子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1945年秋，陈辞修先生和俞大维先生提出约我和华罗庚谈谈，大概是为计划一些开展科学工作的事情。我和华一齐去重庆，先后见了陈、俞两人，他们想知道，怎样计划一下，提出些意见，以有助于国防科学机构的工作。我回去想了几天，拟就了一个建议，大致是筹建一个研究机构，并立即选送优秀青年出国，学习基本科学。

　　回昆明后，我告诉妻子此行经过，谈到推选学习物理方面的人选时，她和我皆毫无犹豫决定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虽然他还未毕业，仅在大学二年级。后来，李政道到了美国，打听到，在美国的大学里只有芝加哥大学允许未毕业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就在该校注册入学，随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写论文。

　　近年来李政道、杨振宁成就卓然。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和我的相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抗战的一段时间，应是我的研究工作有所成长的阶段，但这段最可贵的光阴，很快地一晃而过，个人成就寥寥，限于能力，更限于环境。这些对于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幸运的是适逢其时遇见一批卓越的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再加上发现了李政道的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