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已经到来，生育政策虽然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却不再是决定性因素，生育意愿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生育意愿可以预测生育行为，进而影响人口的生育水平，同时也可为生育政策的实施与调整提供有效的依据。在人口新政下，政策受益家庭是否想要生育二孩?想要生育二孩的家庭对于二孩生育有何期待?不想生二孩的家庭又有着怎样的困境与担忧?

　　有“儿女双全”美好期望，但“想生却又不敢生”

　　为基于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予以剖析，我们课题组在北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四个功能区中，各抽取万分之五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对共计4510个已育一孩的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

　　我们在研究中将生育意愿划分为两个层面：理想层面上包含理想子女数和理想二孩性别;而现实层面则包含生育意向以及计划生育二孩的时间，以此考察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

　　调查结果表明，在理想状态下，家庭普遍有着较高的二孩生育期望。有近八成家庭期待子女个数为两个，表现出“儿女双全”的美好期望，但在现实层面，当问及“是否打算生二孩”“何时生二孩”的问题时，却表现出生育意向不强、生育计划不明确的倾向。其中，“没想好”的家庭占1/2，反映出人们面对二孩生育时“想生却又不敢生”、犹疑和观望的矛盾心理。

　　多因素制约生育意愿：二孩生不生先想怎么养

　　调查结果发现，如今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开始转型，无人照料和经济压力成为制约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无人照料成为阻碍家庭二孩生育的最主要因素。许多育龄夫妇表示，照料孩子的压力很大，成为他们在考虑生育二孩时的最大担忧。已生育一孩但不打算生二孩的妇女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因为孩子无人照料。生育第二个孩子，许多女性并非“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适龄夫妇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普遍承担着为生活打拼的社会职能。2014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4%。由于目前养老和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不甚健全，部分适龄夫妇在兼顾看护老人和照料孩子时已经身心俱疲。在对二孩照料的迫切需求以及个人职业压力下，很多家庭的应对策略便是通过代际合作与分工，将育儿压力部分或全部向上转移给祖辈，形成隔代抚养模式。在全国0—2岁婴幼儿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但是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以及老年人对个人晚年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祖辈照料婴幼儿衍生出的老年夫妻两地分居、隔代抚养观念冲突、老年人闲暇福利受损害等现象，都将使婴幼儿照料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经济压力大也是影响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适龄生育二孩夫妇年龄集中在22—49岁。研究发现，经济成本高是造成家庭不愿生二孩的另一主要因素。生育的结束意味着养育的开始，高昂的教育以及生活费用使得很多家庭在面临二孩生育抉择时望而却步。如果托育服务资源短缺的状况得不到同步有效缓解，可能会迫使女性延长生育假或中断职业生涯，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造成家庭养育压力。尤其在教育问题上，当家庭中有两个孩子时，若新出生的子女教育难以保障，第一个子女的教育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如果家庭的经济收入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即使他们有一定的生育愿望也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生育行为。

　　现代生育观的转型为家庭的二孩生育增添理性色彩。由于长期受到“少生优生”政策宣传以及深受所处的“三口之家”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当代家庭的生育观念已经开始向现代生育观转型。很多家庭面临二孩生育更多的是基于孩子发展的需求和自身的意愿，生育观有了较强的主观色彩，而传统的生育观念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新型观念下，人们在面临生育抉择时，不仅会考虑是否能够生，更会考虑二孩的养育问题。

　　二孩时代呼吁“生”，更要考虑“育”的需求

　　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幼有所育”，并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必须释放政策生育规划的能量，也必将加大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因此，“二孩时代”不仅要呼吁“生”，更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育”的需求与困境。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必须从家庭的现实生育意愿和对托育的迫切需求出发，将“幼有所育”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关键力量，大力建立健全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支持更多家庭按政策生育，真正让千万家庭“敢生、能养”，以实现党和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针对当前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严重短缺、远远不能满足家庭对托育服务的现实需求的困境，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快研制出台促进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相关政策和配套举措，制定托育服务机构的设立标准和服务规范，加快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0—3岁托育服务的供给，努力构建起健康、普惠、负担得起的公共托育服务，满足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迫切需求，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持。

　　其次，应尽快研究出台配套政策举措，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为女性就业营造一种平等的社会环境，保障育龄妇女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同时，可参考国际经验，延长产假和伴产假或推行男女共享的带薪育儿假，鼓励男女共同分担育儿责任。此外，政府应试图平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益。从市场角度出发，用一定的公共政策作为补偿，避免让企业不合理地承担“性别亏损”，逐步将就业中的生育成本社会化。

　　再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全面二孩政策的宣传力度。调查发现，“少生优生”的生育口号深刻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阻碍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地。可尝试从儿童发展以及两个孩子的养育之道的视角，制定有针对性的新的生育政策宣传措施，营造新型生育文化。同时，探索和实施鼓励生育二孩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给予奖励，对符合政策、特殊困难的生育家庭给予精准帮扶，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照料、大病治疗、托育服务和情绪疏导等问题。

　　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是得民心、顺民意、利长远的大事、实事、好事，但要顺利推进政策的实施和落地，实现人口生育新政的预期效果，除了鼓励“生”，还迫切需要解决“育”的问题，还需要有更多细则和更多配套政策的支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