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买菜回家，在小区里看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用小鱼网在水池边捕蝌蚪，矿泉水瓶里已有二三十只游动的黑色“小豆子”。我顿时就对那些“小豆子”有了贪念，脑海里立马出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围着蝌蚪，兴奋激动喋喋不休地画面，于是热情地上前讨要：“娃，你的蝌蚪能给我分一些吗?”

　　男孩警惕地望着我：“你要干吗?”好吧，我老实交代：“我想拿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观察一下。”旁边的女儿立马帮腔：“我妈妈是幼儿园的老师。”男孩放下警惕，但是歪着脖子，那个在他手里装有小蝌蚪的矿泉水瓶明显拉向了他的身边，看来没有代价是达不成我的心愿的，我有什么可以“等价”交换的东西吗?看着菜袋子，我试探地问：“那我拿一个大西红柿和你换可以吗?”男孩立马点头，把瓶子给了我，我给了他一个最大的西红柿，他还不忘把瓶盖给我，然后欢快地跑走了。

　　看着手里的瓶子，我也欢快了，于那个男孩而言，他的劳动有了“一个西红柿”的价值，我坚定地认为，注入他内心的一定是“有劳就有得”的人生基调;于我而言，一个大人没有剥夺一个孩子的劳动成果，虽然之间是否“等价”无从考量，但至少我是心安的。最关键的是，男孩拿着那个西红柿欢快跑走的样子，和我想象中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围着瓶子叽叽喳喳欢乐的样子，都让初夏明亮了许多，仿佛能听见生命拔节的清脆节奏。

　　下午带着这瓶“小豆子”来到幼儿园，“淡然”地交给了一位老师，只是说了让她带着孩子们观察一下，各个班级观察完后，将蝌蚪放入室外的大水池里，看看是否可以变青蛙。刻意表达的淡然，是不确定老师们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激动，如果他们没有儿时捉蝌蚪的记忆，一定不会知道小蝌蚪在手心里痒痒的那种感觉，也一定没有仔细看过这个小生命的身体，是怎样的光滑黑亮。如果我的激动不能引起共鸣，对于成年人的自己，确实有点“尴尬”。

　　虽然不确定每位老师关于这瓶蝌蚪会生成怎样的“幼教契机”，但我相信他们会引导孩子善待这还在努力变青蛙的生命，一定会让蝌蚪有合理的归宿，所以就没有去过问“小豆子”去了哪里。

　　过了两天，我来到苹果(1)班，几个男孩子扑闪着明亮的眼睛，急切地问我：“园长妈妈，你从哪里抓的蝌蚪?你是怎么抓的蝌蚪?蝌蚪会变成青蛙吗?”他们七嘴八舌都在重复这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带班老师给孩子们怎么解说了蝌蚪的来历，此刻我确信的是，孩子们已认定那些蝌蚪是我抓的，一定是抓的，不是用网捞的，在孩子们心里，估计我和他们一样调皮了，那热切地想要探知我怎么“抓”蝌蚪的小脸，真的是求知欲十足啊。

　　“等等，孩子们，我告诉你们，蝌蚪不是我抓的，是一个小哥哥在水池里用鱼网捞的，现在让你们观察一下，然后我们把蝌蚪放到水池里，一起来看看小蝌蚪会不会变成青蛙。”听我这么一说，孩子们了然地笑了，然后开始了他们的活动。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因为有事我又去了苹果(1)班，这次问我问题的不是前面那几个孩子了，问题也变了，“园长妈妈，你哥哥抓了蝌蚪吗?蝌蚪什么时候变青蛙呢?”天啊，“抓”没有变，小哥哥变成了我哥哥，如果我有哥哥，比我年龄还大的哥哥去抓蝌蚪是怎样的画面啊?我出去的这半个小时，孩子们到底演说了怎样一个故事啊?

　　“凡是可以给孩子刺激的都是环境。”陈鹤琴曾这样说过。那就让想象存在吧，蝌蚪——青蛙——听取蛙声一片!
(作者孙国英，系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实验幼儿园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