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似可追溯到战国稷下学宫。通行的说法，也是起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绵延不断1000多年，7000多间书院遍布全国城乡。中国书院中国方式，民间教育自由发展，特别是有宋一代，民间书院与朝廷太学思想共和、百花齐放，形成中国一道灿烂辉煌的文化胜景。——中国的教育、学术、思想和礼仪等民族文化基本经脉，通过书院的方式得到了有效奠基和传承。
书院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此，我们特别开辟“中国书院”专栏，特派记者深入现实和历史，就中国古代著名书院及其著名人物故事，进行深度的专题采访，以期把这段独具光辉、异彩纷呈的中国教育文化史，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路。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潋滟的湘江。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这是一位作家对岳麓书院的描写，在此原文引用。不是我偷懒，而是当朝圣者们不辞辛苦去寻找日本京都的哲学小道，或是德国海德堡的哲学家小路，却忘掉了中国这个盛产早熟哲学家的国度，也有这样的一条小路。它没有名字，但岳麓书院的名字，已经盛名千年。
中国人总喜欢评各种“四大”，而且由于候选者甚多，往往互不相让。比如，“古代四大书院”就有多种说法，但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列为其一，大家应该没有意见。
走在这座弦歌千年的学府，传统庭院式建筑掩映在青山之中。史书上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成长，而后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传奇。如今已成为湖南大学一部分的岳麓书院，大概是唯一延续了传统书院之名的大学二级学院。书院内依旧书声琅琅，同学少年三三两两从身边经过，有些东西，又似乎从来没有变过。
民间书院成为地方最高学府，首任山长不爱做官爱教书
在近代历经战火，长沙市区保留的地面古迹并不多，岳麓书院幸为其中之一。
暮春的岳麓山，林木苍翠，岳麓书院现在的主体建筑有头门、大门、二门、讲堂、教学斋、半学斋、湘水校经堂、明伦堂、百泉轩、御书楼、文昌阁、明伦堂、大成殿等。大门始建于宋代，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正上方悬挂宋真宗“岳麓书院”御匾，大门旁悬挂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这是一个流水对。相传清嘉庆年间，书院大修，完工后，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出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众人苦思下联时，贡生张中阶脱口而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这副对联正反映了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盛况。宋朝的岳麓山曾流传民谣“道林三千众，书院一千徒”;南宋时，这里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基地，全国理学重镇;明末，把中国古典哲学推向高峰的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清中期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等，也都从岳麓书院的大门走出。
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奠基时期，岳麓书院的故事也从这时开始。
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在北宋初年兴起了办学热潮。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把岳麓山上智璇等两位僧人兴办的一所学校雏形，扩建为书院，岳麓书院由此诞生。
古代书院的院长被称为“山长”，这个名称也源于唐末五代，因为书院聘请的掌教之人，多是品学兼优、居山林而不做官的学人，加上书院也多依山而建，故名。岳麓书院见诸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山长名叫周式，是一位著名学者，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式上任。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在《岳麓书院》一书中说：“岳麓书院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是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
当时的岳麓书院正赶上北宋最繁荣的阶段，学生有数百人。办学办得好，好到惊动了皇帝宋真宗，他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了周式，还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心留在庙堂，坚持回岳麓执教。宋真宗也算爱才，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赐了衣物鞍马、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岳麓书院内还存有明代石刻，即为宋真宗手迹。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被纳入“潭州三学”，即当地的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所学校，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逐级上下，而岳麓书院是最高级，实际上成为地方的最高学府。
雍正年间，清政府从抑制转为扶持(实际上也是控制)书院，并由官方出资资助一些省会重点书院，岳麓书院再次成为湖南的“省城最高学府”。乾隆八年(1743)，乾隆御书“道南正脉”，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尽管与官家关系密切，但岳麓书院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尤其在学术方面。这种始终贯穿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在南宋激荡出了回响。两位理学大师的相遇，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讲，闪耀了那一片智慧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