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指向之一,“怡情”的创作指向在整个南宋书院创作观中有着颇为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文学创作的触发机制来看,这类“怡情”之作多为作者“内在期望”触发的结果,是作者自身“感悟吟志”的产物。从作品的内容和数量而论,这类作品多以书写南宋书院中人的日常生活为主,不仅是后世各种书院志中最为常见的,也是保存数量最多的一类。而从书院内外“怡情”之作的对比而言,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的“怡情”指向在“怡情”体裁的选择、创作及批评实践的特征等方面既区别于书院之外骚人墨客“怡情”之作,又有着充分展现南宋书院中人“多重身份角色”的特殊意义。

　　感于外物 怡悦性情

　　对于两宋以前的士人来说,“怡情”体裁的选择似乎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论是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还是钟嵘《诗品》“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论述,其最终旨归均在于将诗视为文人墨客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心有所感时的最佳选择。

　　在宋代,这种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词体的逐渐兴起和不断发展,文人士大夫开始将“那些在诗中不方便表达的情感移之于词”(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以诗怡情”早已不再是时人感于外物、怡悦性情时的唯一选择。因此,“怡情”的体裁选择(“以诗怡情”还是“以词怡情”)便成为两宋士人开展创作实践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这同时也成为南宋书院中的讲学者和求学者在以“怡情”为指向进行创作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南宋书院中人而言,“以词怡情”却是一个几乎不被考虑的选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宋人相关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来看,两宋士人在词体的接受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感情上接受而理性中排斥”(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的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秉承儒家传统文艺“教化观”,以“明义理”、“美教化”、“易风俗”为己任的南宋书院学者而言,这种矛盾和纠结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全宋词》中以“怡情”为创作指向的相关词作可谓不胜枚举,但南宋书院中人的相关作品却寥寥无几,这便是后者以儒家传统文艺教化观为准,从理论层面排斥词体的结果。

　　其二,就南宋书院中人以“怡情”为指向进行的创作实践而论,那些传世词作的水平亦远远比不上同题材的诗歌作品。如在张栻以“怡情”为指向创作的《水调歌头·联句问讯罗汉同朱熹》,其寥寥数语中即不乏“乾坤识易”、“渊冰语”等“理语”充斥其中,读来颇有“高头讲章”、“押韵语录”之感,而其同类题材的诗作《三月七日城南书院偶成》中则多有“林叶既敷荣,禽声亦融怡”、“层层丛绿间,爱彼松柏姿。青青初不改,似与幽人期”等融“情”、“景”、“理”于一炉的清新雅致之句,二者相较,可谓高下立判。

　　总之,无论是从体裁驾驭的熟练程度还是作品水平高下来看,南宋书院中人在选择“以诗怡情”进行创作时都更加得心应手。这一点亦成为其在面对“怡情”的体裁选择问题时更倾向于“以诗怡情”的另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