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楼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
导读
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楼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记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
楼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
记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长大的。
楼宇烈：对，就是在上海长大的，整个中小学，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
记者：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
楼宇烈：我1955年进北大，到现在已超过60年。
记者：您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
楼宇烈：从上海到北大读书，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没有离开过北大。
记者：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与当时已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同年，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尚属首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孔子?您认为有何深意?
楼宇烈：2014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其中，他就讲到了人类面临的几大难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解决这样一些难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尽管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这一百年来用您以前的话讲，似乎“失魂落魄”了，为什么?
楼宇烈：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
记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哲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楼宇烈：科玄论战，实际也就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即人生观的问题是不是用科学就能解决?当时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有一批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现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观在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还有一批人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改变物质世界，但对于人生观问题，还需要用玄学——所谓的玄学嘛，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人文的东西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当时就争论不休，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直是在那悬置着。后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记者：把科学与真理等同。
楼宇烈：对，许多人往往认为科学就绝对是正确的。对于传统文化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比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我们给抛掉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问题就会割裂来看，而不是一种整体观来观照。
体现在对中医的认识上面，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认为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是模糊的，没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实正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生命，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来治疗。如果用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一套中国人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中医思维模式给“反思”掉，则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种偏激、激进的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片《河殇》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
楼宇烈：《河殇》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文明，反思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认为我们要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来反思和探讨、评价的时候了，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另外，西方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也就是说已经很难解释我们认识到的所谓客观世界了。
记者：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楼宇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思维。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仅仅通过理性地、逻辑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认识。同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一种直观地、直觉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尤其到20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一条是直觉的，而且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且并不矛盾。
记者：按照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同时测定它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那您觉得按照科学理论，像欧洲的电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吗?
楼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牛顿晚年不是也是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吗?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学里面，过分地注重必然性，认为任何一个东西出现，一定有另一个必然的东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儿去了，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力量。
记者：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学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类带向何处?是霍根笔下的“科学的终结”，还是亨廷顿书中“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今天环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探寻解决问题之道。
楼宇烈：我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质，丢掉了心灵”。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就知道应该吸收什么，就不会盲目、不会困惑了。
西方文化中，那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整体论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进步的、是好的、是科学的。我们不要把理性思维、理性的智慧跟直觉的思维、直觉的智慧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类的情感。
记者：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能给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
楼宇烈：没办法分析，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学习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坚定自己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