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

　　先民有言曰：“学者先器识而后文艺。”又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然工必居肆而艺可成，士必资师而道可学。学者躬列胶庠，模范有准，丽泽有资。斯耳目一而心志齐，闾巷市井之谈不以染其心，安身利用之业日以启其智，行见志气轩昂，器局闳远，知能行习，日勉于实践之地云，为措注徐窥，夫经济之方以之熟故而生新，绝迂而去腐，庶几随时致用之道不出乎人情物理之中，将渐近乎有本之学矣。是故，宫墙之内吏不造士则旷官、士不师古则废业也。如或博儒冠以自饰，循雅饬以为贤，而不求有本之学，不储有用之才，是未免与佻达者同讥，偭规越矩者同诮也。夫岂成就之深心，国家养育之至意哉?乾惕刚健，笃实辉光，是所望于兴起者。

　　乡举里选，论秀书升，古道也。后世不复可行，不得不变为制科，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则文艺一涂必不可缺，顾其中亦有义利之辨，最关学者心术之微。如其立心读书时，原藉以为明理治心之资，到得道理烂熟，窥寻经济，此属学人本分事，本不为弋取功名而然。然久久学有可用，临场应试，因题目之义理，直写吾胸中之所欲言，必不肯巧捷逢时，以希幸售，其得则遇之通也，艰巨方乘，不敢以为喜;其不得则安之若素，黾勉勤修，不以为戚，是亦应试中无所为而为之之义也。先贤朱子曾有此说，今衍而述之，恐学者谓八股之业不可以学圣贤，不知南轩之倡明，鹅湖、鹿洞之辨析，所争只在于此，慎勿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