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初，在后周任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927——976年)发动兵变，即帝位，改元建隆，建立了宋王朝，都于开封，史称北宋。
宋初，唐末以来动荡、分裂、混乱的局面渐趋结束，从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士子们有着强烈的求学愿望，但由于宋朝封建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军事、政治和财政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官学的发展尚无暇兼顾，在这种形势下，书院适应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运而兴。
关于宋初的著名书院，至迟自南宋以来，一直有所谓“四大书院”的说法。但“四大书院”的具体所指，却众说纷纭。主要说法：一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四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吕祖谦(1137——1181年)的《白鹿洞书院记》、王应麟(1223——1296年)的《玉海》，元人吴澄(1249——1333年)的《重建岳麓书院记》，明人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清人汤斌(1627——1687年)的《嵩阳书院记》等。二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范成大(1126——1193年)的《衡山记》。三是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四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宋人袁燮(1144——1224年)的《四明教授厅续壁记》。四是白鹿洞、石鼓、应天府(睢阳)、岳麓四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元人马端临(1254——1323年)的《文献通考》、明人王祎(1322——1373年)的《游鹿洞记》等。五是睢阳、石鼓、岳麓、白鹿洞四书院为“四大书院”说。此说见于明人李梦阳(1473——1530年)的《大梁书院碑记》。
以上几种关于宋初“四大书院”的主要说法所涉及的书院，除了徂徕书院以外，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石鼓、茅山六所书院，都是较多为后人所提到的(范成大所说的金山书院，实即茅山书院)，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们都看做是宋初声名尤著的书院。
岳麓书院在善化县(今湖南长沙)西岳麓山抱黄洞下。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其时共建讲堂5间、斋舍52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予以扩建，使讲堂位于书院中心，并建书楼，设像供祀孔子及其弟子，又辟水田，以解决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释奠”(古代学校祭祀先师的典礼之一)的经费问题。生徒定额60余人。李还上奏朝廷，请求颁发书籍，以备生徒肄业所需。旋由国子监发给该书院诸经释文、义疏以及《史记》、《玉篇》、《唐韵》等。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书院山长时，书院再次扩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周式曾受到宋真宗的召见，被授国子监主簿，仍回书院任教。真宗还给该书院颁赐了“岳麓书院”匾额，并增赐宫内藏书。该书院由此而名闻天下。
白鹿洞书院在星子县庐山白鹿洞。宋初，在原南唐庐山国学的旧址建立了白鹿洞书院。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周述任江州知州时，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命国子监发给该书院印本《九经》。太平兴国五年，朝廷又任命该书院的洞主明起为褒信县主簿。咸平五年(1002年)，朝廷下令对该书院进行修缮，并塑孔子及其弟子像。大中祥符初，直史馆孙冕(新淦人)请求归隐养老于白鹿洞。他的这一请求受到朝廷的允准，但他还没有到白鹿洞便去世了。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孙冕的儿子、比部郎中孙琛继承父亲的遗志，在白鹿洞增建学舍10余间，以教育子弟，并为四方来学者提供食宿，起名为“白鹿洞之书堂”。
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宋的应天，旧名睢阳，故又称睢阳书院。原为名儒戚同文讲学的所在。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生于唐天祐元年(904年)。他曾从当地人杨慤受业，读书十分刻苦。当时正值后晋末年，天下大乱，他无意踏入仕途，渴望国家统一，所以以“同文”为名。杨慤去世以后，他受到将军赵直的礼遇。赵直为他修建学舍，招收生徒，慕名前来向他求学的人，有的来自千里以外。其中如许骧、郭成范等，后来都成了知名人物。戚同文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去世，终年73岁。其门人称他为正素先生。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戚同文旧居旁营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地方官将此事上奏朝廷，真宗赐以“应天府书院”的匾额，命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教务，而命曹诚署理府助教。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以该书院为府学，并拨给学田1000亩。
嵩阳书院在登封市太室山下，始建于五代后周，原名太乙书院。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赐以“太室书院”匾额和印本《九经》。当时，生徒有数百人之多。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再次赐以《九经》。仁宗景祐二年，下令重修，更名为嵩阳书院，并设置院长，赐给学田100亩。
石鼓书院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原为寻真观。唐元和(806——820年)间，士人李宽(一作李宽中)曾在此读书，创设书院。宋太宗至道三年，当地人李士真在李宽书院遗址重建书院，以接待来学者。仁宗景祐二年，由于郡守刘沅的请求，该书院得到朝廷所赐的匾额，并被赐给学田500亩。
茅山书院在金坛县茅山。宋真宗时，处士侯遗(字仲逸)创建(一说创建于天圣间)，教授生徒，并供给饮食。天圣二年(1024年)，经江宁知府王随奏请，朝廷赐田300亩，以作为该书院的经费来源。
除了以上六所声名尤著的书院以外，宋初还有几所著名书院。
一是今江西北部地区有三所以家族化为共同特色的著名书院，即东隹书堂与华林、雷塘书院。
东隹书堂前文已提到，这里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宋灭南唐到淳化元年(990年)，德安陈氏曾先后3次分别受到宋王朝免除徭役、杂税以及由地方政府每年贷粟二千石的优待，这自然有利于东隹书堂的发展。
华林书院在奉新县华林山玄秀峰下，又名胡氏书堂、华林山斋。始建于五代，原为胡氏家塾，到淳化(990——994年)间，已发展为一所拥有藏书万卷的较大书院。在该书院肄业的既有胡氏本族的子弟，也有来自远方的求学者。该书院为生徒供应饮食，书院中一年四季讨论讲习不断，造就了不少人才。
雷塘书院在建昌县(今江西永修西北)雷塘(一名雷湖)之北，又名雷湖书院，系宋初洪文抚所创。洪氏是建昌的一个大家族，到洪文抚这一代已是六世聚居。洪文抚创设的这所书院，虽然主要供本族子弟肄业，但也同样接纳外地前来求学的士子。
二是当时的兖州奉符县(今山东泰安东南)还有两所著名书院，这就是泰山书院与前面已提到的徂徕书院。泰山书院在泰山脚下，系著名学者孙复(992——1057年)所创。该书院建有学舍、讲堂，并富有藏书。徂徕书院在徂徕山西北麓，系著名学者石介(1005——1045年)所创。
宋代初期，除了在今属湖南、江西、河南、江苏、山东诸省有以上11所著名书院外，在今属河北、福建、广东、山东、江西、湖南、陕西诸省还有一些书院，如元氏的中溪书院、古田的溪山书院、英州(今广东英德)的涵浑谷书院、分宁(今江西修水)的芝(一作兰)台书院与樱桃书院、湘阴的笙竹书院等。
从以上对有关宋初著名书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书院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这些书院多半始建于唐末五代，而且大多数原为个人读书、治学或讲习之所以及家族所立的私塾。宋初，这些书院大多不同程度地得到过官方的关注。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石鼓、茅山六所声名尤著的书院，更是无一不曾得到过官方的资助(其中，有的后来还直接被变为官办的府学)。
第二，这些书院大多建于名山胜地等僻静地区。这既是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流风余韵所使然，也同唐代末年以后战乱相仍，士人为躲避战乱，只好遁迹山林有关;此外还同自魏、晋以来，佛寺禅舍常建于山林名胜之区的禅林制度的影响不无关系。
第三，这些书院中，除了有作为教学活动的讲习以外，有的已有了供祀的活动。而且，这些书院还大都有藏书。这就表明，从总体上看，后来所谓的书院“三大事业”，即讲学、供祀与藏书，在宋初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是最典型的。它不仅建有供讲习所用的讲堂，供藏书所用的书楼，还设像供祀孔子及其弟子诸“先贤”。这就表明，后来所谓的书院“三大事业”在宋初的岳麓书院中已经粗具。
第四，这些书院多数都有学田，以作为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
第五，这些书院的主持人，有的已有了专门的称谓，如“山长”、“院长”、“洞主”等(唐代已有“山长”之称。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山，也曾被受业者称为“山长”)。
宋初著名书院的以上特点，对后来的书院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曾分别名列“四大书院”的岳麓、白鹿洞、睢阳、嵩阳、石鼓、茅山六所书院，由于曾得到宋王朝的赐额以及赐书、赐田等，更是声名远播，被后来热心于书院建设的人们奉为圭臬。
当然也应看到，宋初著名书院在书院“三大事业”的发展方面是很不均衡的，像岳麓书院那样兼具“三大事业”的书院在当时还是个别的。另外，宋初大多数著名书院规模都不大，书院的组织机构也较为简单，并且也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