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木板水印画展览，展出了14名绘画零基础学生学习雕版水印一年后创作的作品。这些学生都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同时还在学习古籍修复、书画装裱、拓片碑刻等技艺。

　　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古籍保护与修复成为时代课题，一些高校开始培养相关领域专门人才，传统古籍修复“师傅带徒弟”式的零散带教，正在被体制化的院校批量培养所取代。师徒授受与院校培养如何“两条腿走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作出了有益探索。

　　我国有1500万册古籍待修复，但专业人才缺乏

　　当人们在图书馆或博物馆观看展柜里的珍本善本时，可能想不到很多破损的古籍正在库房里“睡大觉”。它们或被虫蛀，或被撕毁，或者纸质变脆，有的甚至出土时就已粘结为纸砖，无法翻阅。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5000万册古籍，30%需要重点修复。”

　　与海量古籍需要修复的现实相对照的是，古籍修复人才非常匮乏，亟待培养。杨光辉介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时，从事古籍修复人员不超过150人。近年各地古籍修复中心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培训了1000多名古籍修复人员，但能否真正胜任却是一个问题，高端修复人才尤其缺乏。古籍具有稀缺性，一旦修复不当，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对从业者要求非常高。

　　正缘于此，一些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古籍修复专门人才。在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从2014年起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专业硕士。南京艺术学院设有古籍修复本科专业，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今年成立了中国高校首家本科层次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包含纸本保护与修复专业。另外，南京莫愁学校、金陵科技学院等也在培养职业高中、专科及本科层次的古籍保护专门人才。

　　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教学模式是否仍有生命力?

　　在院校介入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之前，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往往以师徒授受的方式传承技艺。简单地说就是“师傅带徒弟”，往往要举行拜师纳徒仪式，作为师徒结对的标志，学生长期跟着师傅学艺。不仅是古籍修复工作，戏曲、陶瓷、书画、篆刻、烹饪等行业普遍存在师徒授受方式。

　　童芷珍长期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退休后担任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她回忆：“我开始做古籍修复的时候，没有任何基础，就是和做这项工作的前辈一起，跟着边做边学。”

　　在童芷珍看来，师徒授受的教学法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扎实，每个项目都是在大量实践中积累经验。缺点则是学得慢，带教的师傅知识储备有限，或许还不善于表达，修复中的一些道理需要学生去自己体悟。”她分析，同在一个单位里，老师多少有“留一手”的心理，不愿把所有真本领传授给学生，免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对于传统师徒授受中老师知识储备有限的问题，院校教育正体现出厚打基础、学科交叉的优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良介绍，研究院注重把古籍保护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学生需要学习情报学、文献学、科学检测等综合内容，这里还把高分子材料学、微生物学引入古籍保护，成为学科前沿。

　　“现在的学生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不仅动手能力强，而且知识面更广，懂得写论文，可以提升古籍修复的理论水平。”童芷珍说。

　　导师既指导研究生又带徒弟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聘请了童芷珍、赵嘉福等多位资深专家担任特聘专家，学校特批每年100万元作为教学指导费用。这些专家不仅为学生授课，还担任硕士生导师，指导学生。

　　今年74岁的赵嘉福从17岁就做古籍保护，对这份工作深怀感情。他说：“我希望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传给学生，让他们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学到东西，成为古籍保护的行家里手。”他向学生传授古籍修复与装订、书画托裱与装帧、碑帖的刻制与拓印等。借助体制化的“硕士生导师”身份，他可以给所带学生“一对一”的个别化指导。

　　师徒授受在今天还有没有生命力?复旦大学给出的答案是“有”。

　　201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举行仪式，赵嘉福、童芷珍与复旦大学图书馆3名年轻古籍修复员工结对，在鞠躬、敬茶等程序后结为师徒关系，由此发挥师徒结对感情亲密、个别指导的特点，承续传统技艺。这3名徒弟同时也担任师傅的助教。

　　“赵嘉福老师几乎每周都会到图书馆，指导修复古籍。”复旦大学图书馆员工喻融说，“以前我们几个古籍修复人员都没能力装裱、修复书画，在赵老师指导下，已尝试修复一件朱东润的书法。有他手把手的教导，相信未来能学到更多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