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地方一级考试沿用金朝"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辽阳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2名共9人;江浙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10名，南人28名共43人;云南行省为蒙古人1名，色目人2名，汉人2名共5人;河东宣慰司蒙古人5名，色目人4名，汉人7名，南人16名;直隶省部大都蒙古人1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10名等，全国11个行省、2个宣慰司和4个直隶省部全部合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占75名(共300名)。元朝之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行复科举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参相者共9人，其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据目前所知，亦不过六七十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如上所述，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很小，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金华先生文集》卷26)。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600年。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55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3%，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50%。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