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校长应该在什么地方比教师强呢?我想了又想,并结合自己的体验,我认为,校长的胸襟要比教师更开阔一些,更具宽容心。作为一个教师,对于“见不惯”的同事可以不理不睬,反正把自己的班教好就是了。但校长不能这样,校长必须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包括想法“异类”做法“另类”的老师打交道,对公开反对自己的老师也应该宽容。
另外,校长还有一点必须强过教师,那就是社交与应酬能力。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校长必须做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连间接关系都没有的事。为了学校发展,有的校长(我说的是“有的校长”)有时甚至还必须学会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不喜欢勾兑的领导必须去勾兑,不喜欢吃的饭局必须去吃,哪怕不会喝酒,都必须装出一副很豪爽的样子陪领导喝酒。我甚至说过,在中国,较强的喝酒能力应该是校长的任职条件之一。而作为教师,可以根本不管也不屑这些。
尽管在胸襟与应酬方面,校长应该比教师强,但总体上说,如果放在教育事业的天平上称一称,校长和教师的含金量应该不分上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校长是一种奉献。因为当教师是为自己做事,当校长是为别人做事,即为学校老师服务。因此,在我身边有很多人不愿做校长。以我自己来说,以前我一个单纯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时,感觉很纯粹——人也纯粹事业纯粹。所谓“人也纯粹”指的是和学生的关系,每天泡在班里,和孩子在一起,心灵可以不设防。所谓“事也纯粹”指的是我每天只考虑如果把班带好把课上好,除此之外就别想其他的了。因此纯粹,所以心静,成就感与幸福感自然源源不断。每个班毕业对我来说,都是丰收;每个学生的离去,留下的都是一笔财富。而现在做校长,我就不那么纯粹了,心里装的就很多很杂,每天都很忙但一天下来不知道忙了些什么。其实,我还好一些,教育局为了照顾我,特别给我配了常务副校长,许多一般校长必须操心的杂务我都可以不管,统统交给常务副校长。于是,我把心思专注于教师,为他们的成长服务。我把学校的年轻人都当我做我的学生,我就是个大班主任。看着一个又一个老师在我的引领下成熟起来,成长起来,我又找到了做教师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对我来说,校长的成就感是源于我把自己当做教师而获得的。在这一点上,校长和教师归于统一。
我曾听到有人这样讥讽:“有的人书教得不好,班主任更不会当,怎么办呢?又不能开除,那干脆就做校长吧!”这话比较刻薄。但我从积极意义上理解,那就是有些优秀老师其实完全具备做校长的资格,因为他的教育素养和综合能力可能比校长还优秀,但他只愿做教师,因为他认为不必用校长的名分来证明自己,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本身就是成功。
已故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陈钟梁和健在的著名教育专家魏书生以及冯恩洪,都曾先后对我说:“你能够做好一名班主任,就一定能够当好校长!”但我在很长时间里,拒绝“进入学校管理层”,直到后来读了博士,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对此以后我可以细说)才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于是做了校长。现在做校长不能说没有一点成就,但总体上远不及我教师时得心应手。我现在还很庆幸我很晚才做校长——我没做过一天中层,直接做校长时已经48岁了,我庆幸的原因是,如果我三十出头或更早就做校长,我肯定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成果,不会有《爱心与教育》不会有《做最好的老师》,更不会有一届又一届学生对我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成功的标志不是“校长”,而是“教师”。
在我们学校也有不少这样的老师,综合素质完全可以搞学校管理,但这样的教师却丝毫不愿意当校长,而愿意静静地做教师。比如我校的潘玉婷老师,无论教语文,还是做班主任,绝对一流。她不但深受一届又一届学生及其家长的依恋与崇敬,而且也赢得了我校所有同事的由衷尊敬,每次投票选这样那样的什么荣誉,她得票数往往最多。我校不少老师一直在心里盘算,算着潘老师教初一的时候,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刚好读初一。这样的老师,多么优秀,又多么成功!潘老师如果要竞聘中层干部,进而晋升校长助理、副校长,最后当上校长,应该是没有障碍的。但我们想一下,如果让潘老师当上学校干部,这对她是一种怎样的折磨?而且她的专业发展可以说就停止了,她就不可能成为特级教师了。因此,在我看来,让潘老师当校长,那简直就是害了她。也因此,每当现在我看到潘老师宁静、朴素而又快乐地上课、做班主任时,我就觉得我不打扰她,就是我这个校长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又比如我校年轻老师唐燕老师,个人素质非常好。论上课,我曾带着她去福建上公开课,赢得好评;论做班主任,她带的班总是那么优秀,孩子们总是那么喜欢她。但前几年,何书记说“为了工作需要”动员她竞聘中层干部,后来成功了,她先后在好几个部门工作过,都很出色。但她多次对我说,她“很空”,不想当干部,还是想当班主任,做纯粹的老师。上学期我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她辞去了办公室主任,回到班主任的岗位上。学校很多干部不理解我,认为我不应该答应唐燕辞职,我说:“我非常理解她!我就是要通过她,给老师们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当干部是一种成功,当老师同样可以成功!”我对唐燕说,我一定为你成长为特级教师、教育专家而提供服务与帮助!
在美国,校长的收入至少是教师收入的两倍。我想这一点在中国肯定会引起老师们不满:“凭啥子嘛?就凭他是校长嗦?”其实,管理者收入高于普通教师是有道理的,因为除了管理本身的智力付出之外,他还有对整个学校承担责任与风险,就凭这一点他的工资就应该高一些。当然,校长所付出的一定要和其收入相称。现在有的校长水平不高,又不敬业,如果给他的工资是教师收入的两倍,老师们肯定有意见。当然,这问题如果要深入阐述,将又是一篇文章。
还有人认为,校长必须比普通老师教书教得好,才有资格做校长。我倒不同意这个观点。校长有精湛的业务能力当然最好,但要求每个校长都是特级教师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事实上我们一些校长如果不做校长,完全可能成为特级教师的,而当上了校长,他在管理经验丰富的同时,专业教学能力肯定在退化,这就是我所说的校长的一种“自我牺牲”。我认为,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对教学一定要内行,上课水平至少应该是中上水平,但不一定是最高水平。是“内行”才能有效指导教师教学;而如果非要校长是特级教师的教学水平,校长就不可能把主要精力用于管理,这是校长职务的本末倒置。打个比方,刘翔的教练,肯定在跨栏项目上是内行,不然他怎么指导刘翔,但他肯定跑不过刘翔。在学校,教师就是刘翔,校长就是教练。
我没有贬低校长的意思,只是针对美国教授“如何把教师培养成校长”这个命题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有感而发。其实,成功的标志是当校长还是当老师完全因人而异。如果不是特级教师的李希贵不当校长,而争取当特级教师,这对中国教育是一种损失,中国将少了一位学校管理和课程改革方面的教育专家——幸好他至今不是特级教师。但如果王栋生也当上了校长,那他就不可能成为特级教师,中国将不会有著名杂文家“吴非”。
校长不必以自己的课上得比下属好来证明自己,教师也不必用能够当上校长来证明自己。校长是成功者,教师同样是成功者。我们既要思考如何把教师培养成校长——如果这位教师的确有这方面的潜质同时他又愿意的话,还要思考如何让优秀的教师永远是教师,并且越来越优秀,同时也越来越幸福!
——这就是我听课后思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