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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的学校

时间:2019-12-08 22:10     来源:学校史话     作者:樊克政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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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部分主张引进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部分主张引进资本主义生产与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音xīn)、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官僚举办了一系列洋务事业,史称“洋务运动”。

  在学校教育方面,洋务派主张仿效西方学校,举办新式学堂。他们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外国语学堂。这类学堂有:同治元年(1862年)创设的京师同文馆、同治二年创设的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三年创设的广州同文馆、光绪十九年(1893年)创设的湖北自强学堂等。二是军事学堂。这类学堂有:光绪七年(1881年)创设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设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年)创设的广州水陆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设的江南水师学堂等。三是技术学堂。这类学堂有:同治五年(1866年)创设的福州船政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创设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年)创设的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创设的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光绪十九年创设的北洋医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办的南京矿务学堂等。

  在这些学堂中,创办最早的是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又称同文馆。系由恭亲王奕等奏请设立于北京、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的外国语学校。其办学目的是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最初只有英文馆。同治二年(1863年),增设法文馆与俄文馆。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分别增设德文馆与东文(日文)馆。在发展外语教学的同时,由于奕等人的建议,同文馆于同治五年(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从而使这所原本以外文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学堂演变为综合性学堂。

  同文馆开创时只有学生10名,后来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120名。学生来源最初只限于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增设天文算学馆后,其学员的招生对象为满汉举人与恩、拔、岁、副、优贡生以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并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下。这样,同文馆学生的来源显著地扩大了。

  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外国语居于首要地位。自增设天文算学馆后,某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如天文、算学、化学、物理、医学、生理等,也被列入课程。至于中文与经学的学习则贯彻始终。除了将“西文”与“西艺”引入课堂外,同文馆在施教方法上也效法西方,采用了班级授课制。馆内考试有月课、季考、岁考与大考。月课于每月初一举行,季考于二、五、八、十一月的初一举行,岁考于每年十月举行,大考每3年举行一次。大考成绩列入优等的,授予七、八、九品等官;列入劣等的则分别降革留馆。学生的学习期限一般为8年。但年龄较大,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5年即可毕业。

  同文馆的教学工作,除中文一科由中国教师担任外,其他学科大都由外国人担任。以各馆初创时的第一任教习为例,除天文算学馆为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任算学总教习外,其余各馆均为外国人。同文馆起初各馆分立,分馆教习,未设总管教务的总教习。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始经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Hart,1835~1911)介绍,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担任总教习,任职长达25年。同文馆的财务由赫德监管,并由赫德从海关拨付同文馆办学经费。馆中的外籍教习大多由赫德从海关税务司聘任。丁韪良曾经谈到:对于同文馆来说,“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同文馆记》)。他的这句自述,形象地道出了同文馆受外国列强控制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同文馆的教学内容必然渗透着殖民主义的强权观点与宗教内容,同时,也十分注重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熏陶。这就表明,同文馆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同文馆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官方按照资本主义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它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学校教育模式,是区分中国古代学校与近代学校的界标,在中国学校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次年,在上海设立了留美预备学堂。同治十一年,第一批官费留学幼童30名自上海乘船赴美。以后因修建京张铁路而闻名遐迩的中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派遣官费生出国留学的开端。此后,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同一时期,由于洋务派官僚的奏请,清政府还派遣学生前往欧洲留学。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有5名学生被派赴英、法参观学习。光绪二年,天津的武弁、卞长胜等7人又被派赴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光绪三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制造的学生14人、艺徒4人与学习驾驶的学生12人又被分别派赴英、法两国学习。在这批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的严复(1854~1921,时名严宗光),有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林永升、黄建勋等。光绪七年(1881年)与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又派出两届船政学生44名赴欧洲留学。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书院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清末书院改革肇端于光绪元年在上海建成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除延聘西人教授化学、矿学外,还按期延请中西名人学士讲授“格致学理”即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就洋务、西学与史论进行课试。由这所书院所树立的以讲求中西实学为特征的新式书院模式,对随后相继创设的以下新式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的上海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光绪五年创办的宁波辨志精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办的泾阳崇实书院(初名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三年创办的杭州求实书院等。除了创建讲求中西实学的书院外,也对原有书院章程进行整顿变更,增加西学方面的教学内容等。如泾阳味经书院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分别设立求友斋与时务斋,增设天文、算学、化学、矿学与有关外国政治、历史、语言文字等项西学课程。实行类似做法的还有太原令德书院、武昌的两湖书院等。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前,由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列强愈发加紧利用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因此,教会学校急剧增加。截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教会学校总数达2000所,学生约为4万人以上。这一时期,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此时,基督教教会所办的中学增长较快,教会大学已开始出现。开办于这一时期的较为著名的教会学校有: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1836~1908)夫妇在登州(治今山东蓬莱)设立的蒙养学堂[后于光绪二年(1876年)定名为文会馆];同治十年(187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设立的文氏学堂[后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改名为文华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圣芳济书院;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将原上海培雅书院与恩度书院合并设立的圣约翰书院;光绪七年(1881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1836~1907)在上海设立的中西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的怀理书院(后于光绪十四年改称汇文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的格致书院;同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博罗(C.H.Fowler)在南京设立的汇文书院。洋务运动时期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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