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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书院

时间:2016-08-15 18:50     来源:学校史话     作者:樊克政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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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明初,由于统治者将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与提倡科举方面,对书院教育则不予重视。一般士子被官学的优厚待遇与锦绣前程所吸引,对书院的兴趣大减。

  明代的书院
【图语:明代的书院】

  明初,由于统治者将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与提倡科举方面,对书院教育则不予重视。一般士子被官学的优厚待遇与锦绣前程所吸引,对书院的兴趣大减。所以,从洪武到天顺的近百年间,书院的发展缓慢而又沉寂。

  成化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趋腐败与官学的日益衰落及其所导致的士风日坏,书院作为育才之地的作用,又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另外,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派理学家们,为了与垄断官学讲坛的程朱理学相抗衡,把书院视为从事研讨与传播心学派理学的重要基地,积极倡导并从事书院的创建与兴复工作,在书院大力开展讲学活动,从而使书院重又兴起。世宗嘉靖(1521~1566年)年间,达到极盛。

  然而,书院自由讲学乃至议论政治之风的兴盛,随即引起力图加强封建专制的明王朝统治者的反对。所以,自嘉靖年间开始,在明代历史上曾发生过4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前两次相继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与嘉靖十七年。这两次禁毁分别因御史游居敬、吏部尚书许赞的奏请而引起。不过,这两次禁毁对书院的影响都不大。

  明代对书院的第三次禁毁发生在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这次禁毁是由首辅(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称)张居正发起。这次禁毁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措施较严,先后有64处书院被毁。此次禁毁在具体执行中曾受到严重阻力,而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书院的兴建与修复活动重又展开,所以就整个万历时期而言,书院的实际数量还是很多的。

  第四次禁毁发生在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这次禁毁是由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魏忠贤一手制造的。禁毁的起因主要同东林书院与东林党有关。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始建于宋代,位于无锡城东南,是著名理学家杨时(1053~1135)的讲学之地。该书院久已倾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罢官家居的顾宪成(1550~1612)与高攀龙(1562~1626)等,重建东林书院于杨时讲学故址,“大会四方之士”,开展讲学活动。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书院的讲学者们,不满于武宗正德(1505~1521年)以来心学盛行一时的局面,以复兴朱学、上继周程为己任。同时,他们还倡导关心国事,在讲学的同时往往评论朝政、裁量人物,由此名声大振。朝中不少官员和他们互通声息,遥相呼应,从而形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被称为东林党。他们的主张主要有:要求整肃吏治,体恤商贾,以及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等。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秉政,政治愈加腐败。东林党人杨涟(他任常熟知县时,经常参加东林书院的讲会)、魏大中(高攀龙的弟子)等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对其恨之入骨。于是自次年始,大兴党狱,大肆逮捕、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还怀疑所有书院均为东林同党,为了从根本上打击东林党并翦除异己,他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从而使书院发展再次遭到厄运。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继位,魏忠贤被罢黜并自缢身亡之后,书院的兴建与修复活动才得以复苏。

  这里有必要说明两点:一是在魏忠贤残酷地打击、迫害东林党人并禁毁书院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并没有被魏忠贤的淫威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暴,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东林书院被拆毁以后,有些师生仍继续坚持到书院废址从事讲习活动,表现出对阉党嚣张气焰的蔑视。二是明代的书院虽屡遭禁毁,但就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来说,其发展规模还是远远超过了宋、元时期。

  明代新建的著名书院有建于成化间的辉县百泉书院,建于弘治间的三原宏道书院、杭州万松书院,建于正德间的龙场驿(今贵州修文)龙冈书院、安邑(今山西运城)河东书院、南海(今广东广州)大科书院,建于嘉靖间的应天新泉书院、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解梁书院、会稽(今浙江绍兴)阳明书院、广德复初书院、扬州甘泉书院、宣化(今广西南宁)敷文书院、杭州天真精舍、安福复古书院、贵阳阳明书院、沅陵虎溪精舍、番禺(今广东广州)白云书院、永康五峰书院、昆明五华书院,建于万历间的休宁还古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杭州崇文书院、武昌江汉书院,建于天启(1620~1627年)间的北京首善书院,建于崇祯(1627~1644年)间的会稽证人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除东林书院外,原有的著名书院,如星子白鹿洞书院、善化岳麓书院、登封嵩阳书院、庐陵白鹭洲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等,也分别得到兴复或重建。

  明代曾在书院讲学或充任主持人的著名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王守仁、湛若水、顾宪成、高攀龙外,还有吴与弼(1391~1469)、胡居仁(1434~1484)、李梦阳(1472~1529)、马理(1474~1555)、吕柟(音nán)、何景明(1483~1521)、王艮(音gěn,1483~1541)、邹守益(1491~1562)、钱德洪、王畿(1497~1582)、罗汝芳(1515~1588)、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邹元标(1551~1624)、冯从吾、刘宗周(1578~1645)、黄道周(1585~1646)等。他们大多数是理学家。

  在书院的组织管理方面,明朝政府一般不向书院派遣学官,书院的主持人一般由地方官延聘或书院创建者自任。不仅如此,明朝政府对书院生徒的去向一般不予过问。不过,明代有些书院曾经出现过由学官兼管书院教事的事例,另外,还出现过由典史、推官主管书院教事的事例。这说明官学化的倾向在明代书院中也是存在的。

  明代书院在讲会制度方面有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书院讲会,是一种有固定会期、有组织的活动。如顾宪成亲自为东林书院所制定的《东林会约》中规定:该书院每年举行大会一次(或春或秋),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外的其余各月,每月举行小会一次,每次3日;讲会之日,与会者应按照先外地府县、次本府、又次本县(并各按年龄大小)的顺序入讲堂就坐;每次讲会,推举一人为主,讲说“四书”一章,然后进行答疑和商讨,等等。另外,该书院举行讲会时,还允许老百姓与儿童前往听讲。这表明,东林书院的讲会,已成为书院教学与地区性(同时又不以地区范围为限)社会学术活动紧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明代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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