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年东晋灭亡以后，中国历史随之进入又一个南北政权相互对峙的时期，即南北朝时期。南朝自420年开始，相继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王朝的更迭。北朝自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到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北齐、北周又分别取代了东魏、西魏。南北朝共历时170年之久。在这一时期，由于南、北两朝在民族、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上的不同，所以，学校教育也存在着某些差异。
南朝的学校。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战乱不已，江南地区则相对比较安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南朝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会超过北方。与此相适应，南朝的学校教育也比北朝发达。就整个南朝的学校教育而言，又以宋、梁两朝的学校教育较为突出，齐、陈两朝较差，陈尤其差。
南朝的中央官学
宋的中央官学。南朝的宋初，武帝刘裕对学校教育非常重视，他曾召见名儒周续之(377～423)，命其赴都城开馆授业。又于永初三年(422年)下诏兴学，因他不久去世而未能实施。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召庐山处士雷次宗(386～448)到京，开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以供其聚徒教授，置生徒100多人。又开设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命何尚之(382～460)、何承天(370～447)、谢元分别主持，各聚门徒授业。以上四个类似于专科学校性质的学馆，并称“四学”。其中的儒学馆，文帝尤为重视，曾数次亲临视察。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又下诏设国子学，以何承天为国子博士。后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因军兴而停办。明帝泰始六年(470年)，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分设玄、儒、文、史4科，置祭酒1人，学士每科10人(一说学士总共10人)。从“四学”到“总明观”分设4科，之所以其中都有玄学，绝不是偶然的。魏晋以来，由于社会长期动乱，王朝不断更迭，在出身于豪族地主的名士中悲观厌世情绪十分流行，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很自然地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他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因而被称为“玄学”。南朝宋代的“四学”与“总明观”4科中之所以都有玄学，正反映了当时玄学思潮流行的现实状况，并表明这一思潮已跻身于官方哲学。“四学”与“总明观”4科的出现，打破了自汉以来中央官学为儒学所垄断的传统，对隋、唐时期专科学校的设立有直接影响。
齐的中央官学。479年，萧道成灭宋建齐，自立为帝(齐高帝)。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下诏立国子学，以张绪为国子祭酒，王逡之为国子博士，置学生150人。规定入学年龄为15～20岁，并以家距都城2000里为限。不久，因高帝去世而停办，开办时间不到一年。武帝永明三年(485年)，又下诏立国子学，以王俭(452～489)为国子祭酒，命公卿以下子弟220人入学学习，同时废除了“总明观”。明帝即位之初，由于统治集团发生内乱，学校停办。他虽于即位后的第四年下诏立学，但东昏侯继位(498年)后，学校再次停办，直至齐亡。
梁的中央官学。502年，梁朝建立。梁武帝萧衍很重视教育。他于天监四年505年)下诏置五经博士各1人，又置胄子律博士。同年开设5个学馆，统称“五馆”，任命明山宾(443～527)、陆琏、沈峻、严植之(457～508)、贺玚(452～510)为博士，分别主持一个学馆。每馆有学生数百名，由政府供给伙食，考试成绩好的，即委任官职。由严植之主持的学馆设在潮沟，他讲课层次清楚、说理明白，很受学生欢迎。只要得知他讲课的消息，其他学馆的学生也都一齐赶来，每次听讲者都有1000多人。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又下诏建立国子学，命皇太子与王侯之子入学受业。武帝曾亲临国子学，进行策试。后来，大同七年(541年)，武帝又在宫城的西面设立士林馆，以延纳学者从事讲学活动。据载，当周弘正(496～574)讲授时，朝野人士纷纷前往听讲，轰动一时。这些都足以说明梁代的中央官学是比较发达的。
陈的中央官学。557年，陈朝建立。陈朝也设有国子学与太学。著名学者沈德威、张讥等曾任国子助教，张崖、沈不害(518～580)、周弘直(500～575)等曾任国子博士，周弘正等曾任国子祭酒。沈德威还曾任太学博士。但从历史记载看，陈朝办学成绩并不大。不过，陈朝的国子学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国子学举办讲学活动时，教师间可以相互展开辩论。例如，张讥喜好玄学，曾从周弘正受业，后来两人一同在国子学任教。有一次，周弘正讲解《周易》，张讥与周弘直都在座。张讥听后，即席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周弘正说不过他。这时，周弘直连忙大声插话，帮助周弘正陈说理由。张讥立即态度严肃地对周弘直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辨析名理，虽然我也知道兄弟之间应互相解救危难，但我还是希望四公(周弘直是周弘正的四弟)不要出来相助。”周弘直一时情急，便说：“我是在帮助你的老师，为什么不可以?”这句话把在座的人全逗乐了。这件事过后，周弘正曾对人说：“我每次登台讲授，一看张讥在座，就有点提心吊胆。”(参见《陈书·张讥传》)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国子学中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
南朝的地方官学
南朝也有地方官学。据载：齐朝豫章文献王萧嶷(音yí)任荆湘二州刺史时，曾“开馆立学”;虞愿任晋平太守时，曾“立学堂”;梁朝天监年间，政府曾分派博士、祭酒到州郡设立学校;陈朝盐官(今浙江海宁)人顾越的居住地新坡黄冈一带，也“世有乡校”。
南朝的私学
南朝的私学较为兴盛，而且长期坚持不废。如宋朝的顾欢，年幼时因家境贫寒，不能入学，常在本乡学舍墙外听教师讲课。学成以后，在天台山开设学馆，跟从他受业的学生常有近百人。与顾欢同一时代的刘(音huán，434～489)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从他受学。在萧道成称帝后，刘曾任会稽郡丞，跟随他学习的人更多。后来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京师的士子与显贵子弟都曾从他受业，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音zhěn，约450～约510)就是他的学生。梁朝的诸葛璩(音qú)博通经史，跟从他学习的人也很多，以致他的住宅都无法容纳，地方官为此专门给他修了讲舍，以供他教学所用。陈朝的张讥除在官学任教外，还曾在家中从事私人讲学活动。跟从他学习的生徒中不仅有儒生，也有沙门(僧人)与道士。与张讥同时期的王元规，精通《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曾任国子祭酒。后随南平王到江州，从各地不远千里前来受业的生徒时常有数十人到百人。这一时期私学的教学内容，除儒经外，还有玄学、《老子》、《庄子》、佛学、文学、史学等。特别是玄学与佛学，颇有与儒学争衡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