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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书院

时间:2016-08-15 18:10     来源:学校史话     作者:樊克政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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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

宋代的书院
【图语:登封嵩阳书院】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宋初统治者一度忽视官学教育,后来,官学虽有些发展,但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学有名无实的状况愈来愈严重。这种状况使得士子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而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正有助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二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的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由于理学家们大都以书院作为研究和传播学术的阵地,所以,理学的发展势必会促进书院的发展。三是书院以藏书为主要功能之一,这意味着,书院的发展离不开书籍的大量流通。正是在两宋时期,产生于唐代的雕版印刷业有了很大发展。此外,北宋时的平民毕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些都为书籍的大量流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宋代的著名书院有兴起于宋初的善化(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976年建)、星子白鹿洞书院(宋初在原南唐庐山国学旧址上建)、应天(今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又名应天府书院,1009年在原戚同文讲学旧居旁建)、登封嵩阳书院(原名太乙书院)、衡州(今湖南衡阳)石鼓书院(997年在原唐代李宽书院遗址上建)、金坛茅山书院(宋真宗时建)、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泰山书院(宋初建)与徂徕书院(宋初建),以及南宋时创建的善化城南书院、崇安武夷精舍(后称武夷书院,又称紫阳书院)、贵溪应天山精舍(又名应天山书院,后名象山书院)、建阳竹林精舍(后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金华丽泽书院、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钓台书院、丹徒淮海书院、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天门书院、上元(今江苏南京)明道书院、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玉山怀玉书院等。这些书院就创建者而言,既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有些书院还曾得到朝廷的赐额、赐书或赐田,个别书院还曾直接被改为官办的府学。此外,南宋时期,朝廷还曾直接任命过一些书院的主持人。因此,从整体上看,虽然宋代书院的性质并非官学,但不再像唐代、五代十国时期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那样完全属于私学了。

  宋代,曾在书院讲学或担任主持人的著名人物,大多数都是理学发展史上的大家。其中有与胡瑗并列为“宋初三先生”的理学先驱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还有号称“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洛学的创立人与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南宋理学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1074~1138)、胡宏(1105~1155)、张栻(音shì,1133~1180),闽学(又称考亭学派)的创立人与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婺学(又称吕学或金华学派)的创立人吕祖谦(1137~1181),心学(又称象山学派)的创立人陆九渊等。此外,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李觏(音gòu,1009~1059)、文学家曾巩(1019~1083),南宋时期以倡导事功之学而著称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1143~1194)、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1150~1223)等,也都从事过书院教育。

  在以上这些书院教育家中间,朱熹对书院发展的贡献最大。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出生于南剑州的尤溪(今福建尤溪),曾先后侨居于崇安武夷山与建阳的考亭。他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后,由泉州同安县主簿历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不过,他一生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并不是仕宦,而是教育与学术。他曾在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与自己所创立的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多所书院从事过讲学、授徒活动。其中,又以他在白鹿洞书院从事的教育活动最为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在这所书院里,他除了亲自讲学以外,还为该书院制定了一份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份学规将道德教育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宗旨是进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教育;明确规定了书院生徒的为学顺序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个步骤,并对书院生徒在“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如何“笃行”,分别提出了基本要求。由于宋理宗在淳祐元年(1241年)曾亲笔手书这份学规赐予太学,从此,这一学规被愈来愈广泛地推行于南宋后期及元、明、清各代的书院,并成为书院总的教育方针,同时对官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规的出现,是中国书院制度在宋代(主要是南宋时期)臻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除此以外,中国的书院制度在宋代臻于成熟的表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书院的管理机构趋于健全。宋代书院主持人的名称有“山长”、“院长”、“洞主”、“山主”等,其中以称“山长”者为多。除山长外,宋代书院的管理人员还有副山长、堂长、学录、直学、斋长、斋谕等。各个书院这类管理职务的设置不尽一致。书院生徒一般不分籍贯。在对生徒的管理方面,不少书院都是采用分斋制。

  (2)书院教育已经制度化。在教学内容方面,宋代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同时,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门徒,在他们所主持或讲学的书院中还分别传授本学派的学说。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不仅升堂讲学已成为书院中流行的主要讲学形式,而且还出现了生徒代讲、生徒试讲与教师讲说相结合等讲学形式。宋代书院还很重视生徒的自学。书院中的讲学活动是与生徒的自学相辅而行的。讲学者一般不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的讲解,而是在生徒自学的基础上,每次只选择儒经的某一章或儒家学说中的某一观点进行阐述。此外,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的书院还形成了会讲制度(这种会讲有时在书院之外举行)。宋代书院史上最早一次著名的会讲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到长沙拜访张栻(音shì)时,曾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讨论《中庸》之义。另一次著名的书院会讲发生在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当时,正值朱熹任知南康军并兴复白鹿洞书院之时,陆九渊为请朱熹书写吕祖谦所撰陆九龄(陆九渊之兄)的墓志铭,率弟子专程来南康相访。朱、陆二人学术观点一向不同,6年以前,两人曾应吕祖谦的邀请,与陆九龄等人会讲于铅山的鹅湖寺(即著名的“鹅湖之会”),就为学方法是“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还是“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尽管存在着这类思想上的分歧,但陆九渊此次到来后,朱熹还是很热情地邀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于是,两人一同来到白鹿洞书院,同登讲席。陆九渊即席讲解了《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听后,认为陆九渊对“义利”问题的阐发,切中当时学者“隐微深痼之病”,便起身离席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一再讲:“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陆九渊集·年谱》)随即又请陆九渊将所讲的内容写为讲义,以便保存。不久,还将这份讲义刻在石碑上,立于书院之内,以供生徒们随时观览、学习。这种为其他学派提供讲坛,并刻石立碑的作法,成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中开展学术交流的范例,在学术史上被传为美谈。

  (3)讲学、供祀与藏书三种功能兼备的书院规制定型。宋初,岳麓书院不仅建有供教师讲学用的讲堂,供藏书用的书楼,而且还设像供祀孔子及其弟子诸先贤。到了南宋,伴随着讲学、供祀、藏书“三大事业”的长足发展,典型的南宋书院形成了由礼殿(又称圣殿、大成殿或燕居堂等,系供祀孔子的处所)、祠堂(系供祀与该书院有关的先贤处所)、讲堂、斋舍(系生徒肄业、居住的处所)、书楼(或书库、藏书室)等所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建筑格局。南宋时期,为了适应书院生徒学习与书院本身藏书的需要,有些书院还具备了刻印图书的功能。

  (4)书院的经费收支已形成规制。宋代书院一般都有学田,以学田的田租作为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有的书院还有其他项目的收入。宋代书院的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供给书院管理人员与生徒之所需以及书院的祭祀费用等。宋代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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