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太行山麓侯兆川

——一场通过学前教育复育乡村文化的教育实验

　　初冬，早晨5时10分，军号声悠扬地穿过清冷、寂静的侯兆川，回荡在山谷间。

　　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天还黑着。郭文艳没有叫醒上小学的女儿，想让她多睡会儿。她轻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给远在浙江绍兴的爱人和儿子发了一个猫咪问好的表情，然后起身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拧开冰凉的水龙头，洗了把脸，下楼到厨房看幼儿园的早餐准备情况。

　　侯兆川的每一天，身为川中幼儿园园长的郭文艳都是这样开始的。

　　与当地村里的青年人纷纷离乡相反，郭文艳和一群年轻的幼师，放弃了城市里舒适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小家，来到侯兆川。他们不但教留守儿童，还教留守老人。

　　“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

　　——农村青壮年外迁，深刻影响家庭和教育生态

　　侯兆川，在地图上不好找，它的地名应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东沙岗村，而当地人更愿意叫它侯兆川。

　　千百年来，这里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太行山麓，深山老区，十八盘上，四面环山，川中一马平川，从未发生过自然灾害，人们始终相信这里将有“王侯将相”涌现。

　　然而，地形偏僻险峻，自然条件恶劣，“王侯将相”至今没有出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纷纷“出逃”，却肉眼可见。

　　“1300多人的村子，现在不到300人。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刘玉昌老人今年69岁，他外出打工49年，老了回到村里，与一直在农村生活的老伴照顾两个孙子。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三五成群的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妇女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外人进了村里，他们往往齐刷刷地盯着看。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过去的农村虽然不富裕，但是总能感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干净的村庄、热闹的社戏、农忙的乡民。而如今，回到村里总感觉到一种失落的味道，刘玉昌说：“空落落的村庄、沉迷在麻将桌上的农民、留守空巢的老人、孤独求学的村娃，渐渐变淡的人情、物质侵袭的婚姻、低俗的娱乐，即便一座座二层小楼盖起，也盖不住村庄的虚空。”

　　刘玉昌大爷一辈子都要强，在新乡打工时做过司务长、当过会计，“就是没有做过闲人”，辛苦一辈子，老人把农村的房子翻新成了扬眉吐气的二层楼，还在新乡市里买了楼房。儿子、儿媳在上海富士康的工厂里打工，“儿子在那是管技术的，一月一万多元钱，儿媳妇在那做行政工作，俩人按时按点上班，没法带孩子”，刘玉昌就跟胃病缠身的老伴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任。

　　在农村，照顾子嗣，婆家责无旁贷。

　　“上下学、吃喝拉撒，包括生病，我们两个老的都能解决，就是孩子一问我‘妈妈咋不来看看我’时，不知道怎么答。”刘玉昌黝黑、坚毅的脸上露出难色。

　　许多人常常问，为什么农民要离开土地和家乡，不管孩子?

　　没有在农村生活，其实很难理解生计难以为继的恐惧。

　　走在一望无际的川中盆地，初冬的麦苗葱茏翠绿，周遭人烟稀少。这片肥沃的土地，却难以养活年青的一代。

　　69岁的王合月老人和老伴带着两个孙子孙女生活。老人家中整齐、干净，但也家徒四壁，木质的沙发、茶几暗哑黝黑，已经看不出生产年代。

　　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力耕种，便把地出租出去，一亩地一年赚600元钱。

　　“这在村里很常见，一般大家都会把地转租给大户，因为自己耕种一年有时不如租出去赚得多。富余的劳动力外出找活干还能赚一笔收入。”郭文艳说。

　　为了招待客人，王合月老人一早去地里捡来别人不要的红薯，刷得干干净净，入笼屉蒸着。见记者一行来了，热气腾腾端出来。

　　“我们啥时没钱了，儿子就赶紧往家打。俺是能给他省点儿就给他省点儿，去年攒出来一万多元给了儿子。”王合月说，看着儿女们在外一个月能赚到种地一年的收入，觉得苦点累点也值得。

　　在茫茫的川中大山里，这样的家庭实在太过普遍。农村青壮年外迁人口变化，深刻影响着家庭和教育的生态。

　　民政部8月31日公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这些孩子几乎都是老人带着，并且往往老人带着多个孩子。本是贫穷的生活、多病的年龄、繁重的耕地劳动，再照顾年幼的孩子，常常让老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就已经难得。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说，这场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移中，乡村的社会生态发生巨变，乡村教育因远离乡土而陷入失忆的窘境。快速的城镇化，也使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没落，在这种背景下，农村教育面临深度危机，乡土知识备受冷落。